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为开端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它包括在此期间发生的文学运动、文学论争、文学思潮和在此期间出现的文学社团、文学流派以及所有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

  这30年的文学史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是极为短暂的一瞬，但它的意义却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它是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显示出新文化与旧传统的深深“断裂”，体现出中外文化的猛烈“碰撞”。它以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开创了新文学的新天地；几千年古典文学的根本变化就从这里开始，当代文学的种种端倪在这里显露。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纵横交叉、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质，是中国以往任何一段文学史都难以相比的。

  中国现代文学大致经历了三大大的发展阶段，即“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第一个十年，包括了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一般称为五四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展，即由文学形式的外在改革逐渐转向思想内涵的深刻变化。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胡、陈二人的文章作为理论先导，为文学革命的兴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文学革命运动迅猛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冰心、许地山、郁达夫大呢感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冯至等一大批白话新诗人，他们以白话新诗动摇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这一阶段撒问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小说和诗歌，它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冰心、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或小品）中；此外，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话剧方面则有胡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作的白话剧本，在中国首先尝试了话剧这一新文学形式。所有这些创作都是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最突出的主题是反封建。农民及其命运成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和素材，而且同历来的文学不同，作家在描写农民的过程中，彻底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具有更强大的批判力量。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探索也得到了广泛的表现，很多作品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高度敏感，描写了他们摆脱了封建道德束缚个性解放的奋斗与抗争，同样体现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1921年以后，随着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深入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其中重要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风格接近文学研究会的未名社、莽原社，接近创造社的南国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而且，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造社鼓吹“为艺术”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大风格流派，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等丰富多采的风格和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和壮大。这一时期文学作家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广为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扩大了新文学的艺术视野，开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联络的格局。这一时期文学的局限在于，一些作家生活视野还比较狭窄，不太熟悉自己以外的天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情绪成为一时的风尚。有些作品还程度不同地带有感伤颓废情调，甚至有宿命论倾向。在译介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未能很好地区分精华和糟粕，缺乏应有的分析批判能力；而在对待民族文学遗产上的某些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倾向，又影响了文学创作更好地实现民族化、大众化。

  第二个十年（1928-193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