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述对待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正确态度。

（l）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是从不同角度来指称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针对现代文化而言，它是对文化的时代划分；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它不局限于古代，而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有人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从而认为讲究传统即是复古，甚至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不能并存的，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反传统。这种认识恰恰忽略了现代化进程仍然是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部分，一旦否定了传统，现代化与民族特点也就是中国特色就要脱节，与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也有人认为发扬传统就要拒绝引进和借鉴，或认为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是截然对立的。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民族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引进和吸收其他文化一旦成为现实，也就是说，这些被吸收的外来文化一旦与自身的文化相融合，它便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一种文化是纯而又纯的，吸收外来文化是丰富和发展本体文化的正常途径之一。当然，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总是有所选择的，不适应本体文化的外来文化完全应当淘汰也必然会被淘汰，但这和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2）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既因时因地而异，又有一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文化传统是贯穿于民族和国家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类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核心精神，也是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所共有的，尽管彼此的表现形式不完全一致。例如，中国的诗歌传统是讲求韵律，这一点，不论是民歌还是魏晋、唐宋的文人诗词，以至近现代的白话诗，以不同的形式保持这种传统的，都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又如，中国封建体制形成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宗法制形成的血统论，即使在现代社会里，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上层，仍会在人们头脑中时而起着作用。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它是在传承中积淀下来的，是历史的产物，又在每一个时代产生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形式特点，因此，它带有各时代的普遍特性，又综合了不同时代的多方面的内容。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传统既有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也有对社会发展起负面作用的。前者是文化精华，是优秀的传统；后者是糟粕，是不良传统。对文化传统一律否定，采取虚无的态度是不对的；不加分析，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试论述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开设的目的和任务。

（1）使学习者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增长热爱并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发展的意识；

(2)使学习者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把握中国国情，增强爱国主义的意识；

（3）使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各分科的具体知识有初步的了解，从而运用这些知识来观察社会，认识社会；

（4）使学习者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作出积极的努力。论述中国地理的整体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走向统一发展的影响。

1、众多的河流像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联系在一起。（1）黄河长江贯穿于中国三大阶梯之中，沟通着中国大陆的东西。（2）汉水、淮河把这两条大河联系在一起。（3）长江的支流湘江和赣江与属于珠江水系的漓江、北江同发源于南岭山，秦朝时开凿灵渠，正是把湘江和漓江相沟通。（4）西江则联系着岭南和云贵。

2、地理通道，虽然地形多样，山岭众多，但不论多么险峻的地势，大自然总留给人以交通的便利（1）早在远古时代，新疆与青藏就和内地有联系。（2）大致沿渭水、黄河、济水一线，从遥远的古代，就形成一条联系东西的交通线。（3）与这条线东西线相交，还有三条南北方向的交通线。1）太行山以东不远，北起河北曲阳，南至河南新乡，有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址。2）太行山西侧的汾水流域。3）近陕西境内，南起西安，向北窜山越岭，北达榆林、府谷一带。中国地理的这些特征都形成着中国大陆内在的统一性。没有交流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交流范围及交流者之间的差异越大，对文化发展就越有利。

论述地理条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l）广大地域决定中国文明的道路和文化方向。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一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在中国，战争征服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2）广大地域与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分裂与统～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来源于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高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曾起过重要作用。（3）地缘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这里的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所指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应特别注意与北方边地草原人群的地缘关系，那里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秘密。在西北方向，帕米尔高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分隔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世界。但在更近的北方，中原文明必须长期面对一个由草场、山地、沙漠、戈壁构成的辽阔的地域，和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区域。这个辽阔的地域，向北可以延伸到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西连中亚乃至东欧平原，东接中国的东北和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里是森林密布的寒冷湿润地带。这是一个巨大的扇面形地带，居住着很多古老的人群。广阔的蒙古高原，是这些民族与中原发生关系的“前台”。在这个前台上，截止到蒙古族人兴起，没有一个民族是它的固定主人。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最早的人群是严优，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4）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草原民族除满族之外，基本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草原主人。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送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朝政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人主中原，造成中原因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迟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这样的重复，却是多次发生。这就是中原文明的历史命运。这命运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内涵。中原文化，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的同步化发展。 

试论述地域文化对统一文化的作用。

（l）正统文化的主导作用：一种社会文明，总有它正统的精神文化主导着该文明的文化方向。(2）地域文化对正统文化的作用：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从逻辑上说，一开始没有所谓正统文化，中原文化当初实际只是一个地域文化。它是经过一定的吸收融合后，才上升为一种正统文化的。所以，地域文化是正统文化的资源；正统文化不能离开特定地域人群对它的接受、理解以至发展。（3）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的意义：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可以产生文化的典范人物、典范著述，从而推进正统文化，并作用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代京城，都是八方荟萃之地，不同地域的人们汇聚京师，互相交流，互相观摩，互相影响，各竞优势；在这样的环境里，特别能产生文化的“国手”。他们在为同一的文化做出贡献的同时，影响着本土后人的价值感。荣誉感。不仅是京城，任何交通便利的都会、城镇都有这样的文化功能。（4）特定地域文化的保存作用：历史悠久的国家，有时也面临着各种深度的灾难，我们的文化从未断绝，地域性的保存之功实在不小。

简论古代利用自然方面的成就。

古代改造利用自然的成就有以下几项：一是土地的开垦，二是水利的兴修，三是运河的开凿。（l）开垦土地。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土地的垦殖。与土地的开垦相伴，古代相当重视对土地的深度利用。先秦时期的魏国曾有李俚的“尽地力之教”，由政府督导农民提高单位亩产量，表现出集约经营的特点。汉武帝时期曾有“代田法”和“区田法”的推广，大幅度提高了亩产量。区田法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深度利用土地的意识加强，导致了一种“量力而行”的经营观念的出现。西晋的傅玄和北魏的贾思想，都提出过注重提高单位产量，而不要过分依靠开垦土地增产增收的主张。贾思船在《齐民要术》中更明确地说：“凡人家管田，须量己力。”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特别多，广泛记载着劳动人民在农业方面的智慧，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2）兴修水利。水利的兴修，不仅关系着农业的兴衰，而且关系着环境的美恶。唐宋时期，正是由于大量兴建败塘水利工程，江南农作物产量才大幅度提高，最终在后中期以后，南方成为经济中心。在西北地区，在南方经济出现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曾兴修过郑国渠。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将任、洛、渭之水引入广阔的农田。在宁夏地区所形成的引黄灌区，直把“斥卤不毛”之地，改变成“塞北江南”。在太行山以东的晋、冀、鲁。豫地区，众多的水利灌溉工程，使这一广大地区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地带。西北的水利系统，还起着保护环境的作用，众多的水渠，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引进农田时，也起着降低黄河泥沙含量的作用。那时的关中地区，良田千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3）开凿运河。开凿运河是古代改造利用自然的另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开凿利用运河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吴国、齐国、魏国都有运河的修建，如邓沟、鸿沟等；吴国的运河已经与黄河、济水相接。秦汉至南北朝，也多有运河的开修。秦汉时有连接湘江、漓江的灵渠，加强长安清运的游渠、阳渠，纵贯河北平原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及新河、利游渠等等，还改造了先秦旧有的各水运沟渠。魏晋南北朝连接江、淮、河、海的运河网已经形成。隋唐时期，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体系已经形成。隋朝大运河西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分成南北两支：偏向东北的一支称永济渠，北达琢郡；偏向东南的一支称通济渠，南与山阳读、江南河相连，直达余杭。唐代中期以后，大运河的偏南一支运输江南来的粮食，成为维系唐帝国命脉的交通线。北宋的运河以开封为中心，仍然以洋河（通济渠的改称）为重要的经济补给线。另外还疏凿了广济河、金水河及惠民河，与体水共称“通潜四渠”。随着沟通南北东西的大运河体系的开通，一系列大小城市沿河兴起，如宋代首都开封（古称东京体梁）、扬州等，扬州城称得上当时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宋代所以把都城建在属于平原地区的开封，也主要就是为了沛河的水运。元朝又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北起通州，南达杭州。这时的大运河基本是南北方向。沿着运河有通州、河西务、临清、济宁。淮安、高邮等一系列新的城市的繁荣。清朝后期，因黄河泛滥和海运的兴起，京杭大运河走向衰落。
 简述两汉经学的作用及变化。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内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顺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11、两汉儒学独尊为什么会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

答：两汉儒学独尊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从这时起，儒学之上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从元帝以后，经学兴盛，儒学起家的士人开始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东汉时已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许多家族的成员连续数代以“家学”做三公的官，儒学之士更是庞大官僚机构的骨干力量。这个阶层逐渐形成一种联系紧密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达官一般都是经师，想人仕的人必须向他们习经术，官僚之间渐渐形成“门生”关系；作为地方官又可以聘用属吏，“故吏”关系得以形成。汉末许多割据一时的诸侯都有这样的私人联系为依托，如袁绍集团等。这个阶层与外戚和宦官比是社会的“清流”，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也极其风流自赏，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第。而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从主观上看，作为王朝官僚阶层主干力量的世家大族，未必有意地要分裂，充其量只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问题出在这个阶层由于获得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而变得无所作为、精神腐朽。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已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由于这个阶层高官厚禄可以世袭，带来的多是腐败的后果。’这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个重要表现是士人的不恤国事，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而奢侈的生活要维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贪污受贿之风大行其道。国家如何不亡。所以，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其后果就是：从西汉重儒术起，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到汉晋之际，已经被权力腐蚀，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因此，西晋灭亡是必然的。

简述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

答：南朝自东晋始，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东晋得以立国很大程度上是世家大族“抬举”的结果。东汉以后，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经西晋到东晋，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士庶之别，判若云泥，高门与寒庶；不相来往，不共交游，更不可能通婚。连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极盛必衰，大族的炙手可热，埋下了衰亡的根子。一个表现是在政治事务上变得极其懒惰，当官—定得是清闲的，任何忙碌的官职通通不干；久之必然实权旁落，寒族势力趁机崛起。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即他们是书香门第。当他们在政务上懒得多问时，他们就把大量的热情报人到文人的雅事之中；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文学和艺术，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这些在他们都是风流自赏、向社会自明身份的凭藉。实际上，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也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这个权力，即使在士族政治失势时也基本没有跌落。因为寒门势力在政权上可以得势，但他们不能不与士族合作，在文化方面不能不向土族看齐。所以，南朝的寒门就是为了皇帝，也不忘当诗人，把士子召集在身边，附庸风雅地吟诗弄赋。即使在政治上失势的士族分子，越来越像文丐，但全社会地“尊重文章”却一天也没减色。唐代诗歌的鼎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南朝的风尚施带出来的。

简述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答：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在经历着社会经济的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朱大渭在其《六朝史论》中曾这样描述魏晋以后南方的开发情况：宜至两晋，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是限于长江流城的沿岸，以及从荆州南下，通过湘州(今湖南)逾五岭而至广州的交通线上，以及以广州为中心的一些点线。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地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开来。大体上从长江中游向南，湖南的湘水流域，江西的赣水流城，广州的珠水流域，都得到深度的农业开发，并且联线成面。此外，四川的中部与北部，长江以北的淮河、汉水流域，也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不过，开发最深入、经济水平最高的还是长江下游地区，如太湖流域，今浙东绍兴、上虞地区等。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和益州都是当时重要的城市，在一些城市的门外，还兴起了草市，显示着商业经济的活跃。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则成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以上就是永嘉之乱后开发江南的过程。

15、简述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

答：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汉武帝通西域，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十分迅速，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众。也大概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到了魏晋之际，佛教教义已经以大乘经论为主。大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之后有鸣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后期以涅架学为主，代表人物是道生。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是有南北之分的。在南朝，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皇帝信佛以梁武帝为最甚。他曾经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用上亿的钱把他赎回。此外如齐代的竞陵王萧子显，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等，都祟奉佛法。不过，南朝士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谈理”，这实际是延续了玄学清谈的习惯，他们喜好的是佛教所含的哲理部分；对儒、释、道三家义理往往喜欢作调和之论。南朝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所以在接受外来宗教时显出鲜明的本土色彩。南朝虽然也大兴佛法，但舍身出家的人相对北方而言数量要少很多，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一般也只表现在理论上。北朝人信佛的特点是“偏于教”，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以摆脱轮回，所以特重禅法。这与北朝多内迁的北朝则喜欢立塔造像。建寺院是重视僧人，以便与之论理谈玄；造像则重在礼佛敬神，或往生安乐之士，或求当世福报等。出家在生命的层次，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在现实层面，可以摆脱沉生的租税赋役，，所以北朝僧人特别多，到北魏未朝，僧人已经多达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大量的人口成为佛教徒，使国家既缺少兵源；又缺少税源，大量的土地也被控制在寺院中，形成寺院经济，直接妨碍了国家利益。

17．简述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

答：唐朝的北方文化背景及其作用主要有三点：①尚武精神。唐朝立国以后，展开了比秦汉更大规模的开边拓土，最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入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唐朝所以有这样强劲的军事实力，完成这样大的开拓，一句话，在它精良的府兵，而府兵的精良又以北方传统为背景。北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到唐朝得到继承。此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但关中(今陕西、甘肃东部)地区最多，数量几乎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但习惯于农田耕作的农民，仅有农隙的短期训练，无论如何都不会马上成为驰骋沙场的能手。只有一种解释，唐朝早期之所以采取府兵制，依仗的是北方尚武精神。另外，对马匹的热爱又是初唐时代的普遍时尚。②开放的民族政策。在唐朝，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反对异国之人，基本都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范皆依联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这是因为关陇贵族胡汉共处的文化经历，使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严夷夏之防”一类的狭隘族群观念的根本。所以，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与边地民族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唐朝对异族除那些侵扰边境者进行军事打击外，一般都采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让这些部族自治。在边疆地带，王朝或设都督府，或立羁縻州县，但基本都用部落族长为首脑。而数量众多的边地贵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也是唐朝特有的现象。这不限于境内，来自日本的晁衡和朝鲜的崔致远都可以在朝任职，可见唐朝气魄之在、包容之广。更重要的是，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了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3）崇佛教与重诗文。唐代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佛教、道教、儒教以及伊斯兰教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信众。朝廷文教基本是一种以儒学治国，以宗教治身并允许信仰自主的多元格局。其中尤以佛教最盛，最盛的原因与王室的北朝背景大有关系。
 

23，简述北宋新党旧党的分歧。

答：北宋神宗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在对国家的治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新党想以变法的手段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旧党则以“扰民”、“生事”、“与民争利”为理由反对变法。一般来说，新党代表士大夫积极有为的精神，但旧党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反动”。两派的分歧产生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旧党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及种种政策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出在官员们不能正确执行；而且与其像新法那样向民众开财源，不如从皇帝及朝廷的节约做起。同时旧党许多人更敏锐地注意了“吏治”问题，即王朝各级行政官僚、胥吏实际存在的因循及弄权舞弊的问题。新法必须由人去执行，但有这样一批官僚实际操作，再好的办法也得变质。新党则更多从应当如何—面去思考问题，王安石所设计的方案，如果真正被实行；也的确能起到改善社会的作用；然而问题是他先就遇到了旧党的阻力，此外也正如旧党所说，官僚胥吏们执行新法时的上下其手产生的副作用极大。众多的官员不同意他的变法，王安石就用迎合他的人，变法中营私舞弊现象越发严重。王安石变法一时间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措施还被证明行之有效，总的说来却是失败了。但变法本身确实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精神；   

24．简述元朝政治及经济政策。

答；元朝蒙古贵族的政治观念是简单粗陋的。他们认为，被征服的土地既然是战利品，掠夺财富就是应该的了；往北方，元朝恢复经济的办法是广开牧场，实施屯田；大多数土地是强夺民田而来的；在这些土地上盛行的是农奴制。在江南，原来属于南宋的官田变成新王朝的官田，强占土地的现象同样严重。地位最低的南人地区赋税征收十分沉重，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来自江浙。特别是忽必烈后期用色目人阿合马执政，实行一种包税制度。政府确宠税额，主要由色目，人和汉族官吏去包办，至于实际征收多少政府不剥夺民众达到敲骨吸硷的地步。其他的一些法律，如“打勘”法；更使百姓受害，连执行的州县官吏都叫苦不迭，实际就是“骗财之术”。另外，垄断铁、银矿业，实行盐铁专卖，所造的铁器质量粗劣，强行卖给百姓。此外还有滥发纸币作为搜刮民财的手段等等。不过，元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其他玉朝有一个重要不同，就是他们从不贱视商业，相反特别优待和利用色目商人，让其为他们大量敛财服务，如他们把掠夺的大量金银借给色目商人，由他们去放高利贷，然后向蒙古人纳息，这就暴露出蒙古人的重商是变相掠夺的本质。

26、简述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答：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主要是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在作祟，它是罪魁祸首。具体表现是国家商税繁重。明朝的情况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关，一货之来，榷者数税”；清朝的情况是“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此外还有上至皇帝下到底层官僚五花八门的巧取豪夺。政治腐败的最大腐败是经济上的以权谋私。在一个重农国家里，商人及其他自由经济的业主要想发展；不打通官吏的关系是不行的。明清两代官员为大贪污犯的如过江之纫，民间的富庶甚至引起皇帝的垂涎。明朝万历皇帝就因贪财而激起南方的民变。他曾派亲信太监到全国各地做“税监”，所到之处，工商业者被弄得断绝生计，在苏州、潮州、景德镇及锦州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税监的起义。清朗中期以后官吏的贪污之风比明朝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有一项规定，可以捐纳买官；而康熙乾隆特别是后者的几下江南，把扬州的盐商搞得长期凋敝。由于重农抑商的国家观念加之政府自身的府败，使中国失去了一个与西方竞强的时机，这都是造成明清社会经济迟滞的原因。     

27．简述明朝士大夫群体的分野及学术活动。

答：明朝士大夫群体基本可以分为正统与非正统两大分野。此外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主要指生活道路和思想状态。生活道路上的正统派指那些走着唐宋以来科举仕途老路的群体；思想上的正统则或是信仰程朱，或是信仰陆、王之学的人士。非正统一流有不少也是仕途中人，区别是他们不只在官场中兜圈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生产科技及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上去；还有一些文人处在下层，但不少了不起的文学、科技名著都完成于他们的手中。思想的非正统往往是把正统的思想推进一步达到的，典型的如王学左派。而发展到中晚期，异端思想激荡在思想文学各个方面。一般而言，道德意识浓重而又伴随着异端思想澎湃，是明代思想文化的明显特征。

   明朝的学术活动以王阳明的心学员为著名。他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和“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只要注意自己的内心修养，即可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王阳明的学说到李贽那里，就变成以“童心”冲决礼法，再发展到颜山农、何心隐，其处世的狂放简直就被当时目为“快”、“贼”一流了。